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着力办好交通领域20件民生实事******
2022年，按照甘肃省委省政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部署要求，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坚持以“交通之为”回应“民生之呼”，在提前超额完成“新建１万公里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民生实事的同时，抓关键、解难题、盯进度，办成了20件群众最关心、最急迫的交通民生实事，让发展实绩更有温度，让惠民答卷更有厚度，让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
加快构建普惠公平的农村公路网，让农民群众的幸福感更强
农村公路通达更深。连续2年将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列为交通运输头号民生实事，在完成1万公里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目标的基础上，启动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累计建成1.1万公里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实现5464个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同时，吸纳6800余人参与自然村（组）路建设和养护，发放劳务报酬近1.3亿元，使群众成为农村公路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
农村公路安全系数更高。投资3.3亿元，完成153座农村公路危旧桥梁改造；投资4.89亿元，实施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645公里，农村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水平进一步提升，有力保障了农民群众出行安全。
农村物流运输更畅。推进构建“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农村运输发展新模式，进一步完善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建成清水县、陇西县、榆中县3个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开通75条客货邮线路，完成675个示范点建设布局，打通“工业品下乡入户、农产品进城上网”最后一米。
全力打造便捷高效通行路网，让群众出行的舒心感更浓
高速公路“开口子”提速县域交通。围绕打造千亿级路衍经济产业集群，先后开工建设20个高速公路“开口子”拓展工程项目，将辐射9个市州17个县区，惠及人口约597万。会宁红色驿站的建成启用，将高速服务区与G312、G247等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共建共享，促进会宁红色文化与公路服务区深度融合，打造宣传会宁红色文化、推介特色农产品的前沿“会客厅”。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金城南“开口子”工程的建成启用，打造了一条兰州市七里河区与各县区的联络通道，有效分流G75兰州南出口“峰腰”段的交通量，缓解小西湖、五星坪、晏家坪等片区城市道路的压力，城市路网运行通行效率快速提升。
“治堵提速”工程助力高速畅行无阻。在全省49个收费所、205个收费站、487条车道实现ETC出口特情处置系统全覆盖，通过“用户自助+远程协助”的模式，最快可在15秒内在线处置ETC卡余额不足、计费异常、感应失败等6类21种非正常交易的特殊情况，高速公路的通行更智能、更便捷、更高效。“适老化”服务老年人乐享出行。推动城市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地铁车站轮椅渡板全配备，开通敬老爱老城市公交线路71条，新增及更新低地板及低入口公交车62辆，并配备经验丰富的司乘人员帮助老年人乘车。同时，兰州、天水两市“95128”电召服务全面开通，老人们出行打车更方便、更无忧。
持续优化交通政务服务质效，让交通企业的满意感更高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道路旅客运输、普通货物运输及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补发、换发、变更、注销及诚信考核等政务服务及货运车辆“三检合一”等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年内办结“跨省通办”政务服务事项 8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达到97%。
跨省大件运输许可“掌上通办”。升级改造甘肃省大件运输许可系统，开发甘肃省大件运输许可系统移动端页面，实现大件运输企业不受时间、地点等条件限制，随时随地申报省内大件运输申请，随时随地查询，达到“指尖触达、掌上通办”的效果。
电子证照应用服务范围持续扩大。对全省涉及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证和经营许可证3类9项全类型证照全面实行电子证照，实现多渠道“亮证”和全国互认，累计发放电子证照52万余张，群众办证“一次都不用跑”。
船舶检验“一站式”服务。全面实行船舶检验线上申请，主动对接证书即将到期的船舶所有人，按照与申请人约定的时间安排验船师上门检验，对申报、受理、检验、发证、邮寄“一站式”全过程全免费，实现船舶所有人“不来即享”。目前，全省完成船舶检验“一站式”服务业务503艘。
用心解决一线急难愁盼，让交通从业者的获得感更足
货车司机在甘肃安心停车。聚焦货车司机在长距离奔波中吃饭、休息、洗衣、淋浴等急难愁盼，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持续改善货车司机停宿环境，建成改造26个“司机之家”，新增551个货车停车位，将“车货无忧”公众责任保险的服务范围扩大至全省87对服务区（停车区）、242个收费站，打造跨越千里的“温馨港湾”，让广大货车司机在省内高速公路服务区停放心车、睡安稳觉。
网约车司机收入提成公开透明。实施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对19家网约车平台企业完成了计价规则公开、公布抽成比例上限工作，实现了抽成比例、乘客支付金额、驾驶员劳动报酬显示等功能，营造良好从业就业环境，促进交通运输新业态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将根治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欠薪作为交通行业的重中之重，加强源头监管，严格建设程序，强化督导检查，规范了甘肃省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用工管理，年内共核查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案件14起，清欠金额280余万元。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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